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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　　 无效的“道德死刑”
        　　 谢宗玉
        　　
        　　 中国目前，道德大滑坡已成不争之事实。如果哪个官员敢宣称自己非常清白，那上帝都会冷笑；如果哪扇窗户敢不焊防盗钢条，那定然是个厕所。正因为我们社会中的道德因子是如此稀薄，所以打道德的口水仗已成了如今最时髦的事儿。就像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热血青年爱穿军装，三十年代的上海女人爱穿旗袍，现如今你如果没有在主席台上、电脑屏前、餐宴桌边批判过他人的道德，那你显然就OUT了。
        　　 我代表政府宣判你是阴谋家、别有用心的捣蛋分子、影响和谐的不安定因素！
        　　 我代表穷人宣判你是吸血鬼、笑里藏刀的恶棍，见利忘义的大坏蛋！
        　　 我代表富人宣判你是白痴、智商和情商都特低的懒鬼、蒙扒骗抢无恶不作的小人！
        　　 我代表读者宣判你是伪君子、不知羞耻的文抄公、谄媚权贵的代言人！
        　　 我代表无知少女宣判你是流氓、始乱终弃的登徒子、专拿女人作交易的投机钻营分子！
        　　 我代表人民宣判你是黑社会、民怨沸腾的制造者、一无是处的统治者！
        　　 ……
        　　 最后，我们只有让上帝代表它自己宣判中华民族的“道德死刑”。
        　　 我们的道德或许真可判死刑，但我们的灵魂和肉体似乎并没受什么影响，仍然像只在污泥里快乐地打着滚的脏猪。假使上帝真宣判过我们道德死刑，那它肯定会疑惑不解：为什么被判道德死刑的人几乎没有一个被整垮、甚至被唬住？反而很多人借道德的恶名比以前飞黄腾达得更厉害了呢？
        　　
        　　 很显然，在目前的中国，所有的“道德死刑”都是无效的！对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毫无作用可言！既然这样，这么我们这么批来批去，有意思吗？所以在这里，我恳请知识分子带个头，收起道德的投枪和匕首，去做点别的什么事情。事实证明，现在的中国绝不是哪一个阶层，哪一个集团的道德出了问题，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道德都有问题。现在的中国，也不仅仅只是道德的问题，更是制度的问题。从向社会主义的快速推进，到以阶级斗争为纲，再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，我们的政府在每个历史阶段往往都是抓住一点，不论其余。正是这种幼稚的实政方式，成了绞杀民众道德的最大机器！
        　　
        　　 伟大的导演冯提尔曾在电影《狗镇》中清清楚楚演示过人性的变化过程。人性就是一张随时变化的PH试纸，在不同的环境和制度下，会呈现不同程度的善恶。尽管目前我们社会，罪恶层出不穷，但远没到恶贯满盈的时候。人性中恶的成分虽然大大增加，但人性中的善因并没完全泯灭，只要有适当的环境，只要有合理的制度，人性中的善因仍会战胜人性中的恶态。
        　　
        　　 所以，当前的知识分子，真不必忙着去宣判谁的道德死刑。既然人性中的善恶就像一块银元的A面和B面，那么拿自己的A面去批判人家的B家，会有效果吗？人家同样可以拿他的A面批判你的B面！除非你的人性中只有绝对的善意，而没有一点恶因。就像一块银元只有A面，而没B面一样。但这可能吗？
        　　 即令在现有的环境下，你的人性呈现给世人的只有善意，你也没办法保证身处对方的环境时，你人性中的恶因不会死灰复燃！
        　　
        　　 何况，改变形而上的道德，不是依靠形而上的批判，而是依靠形而下的物质。当我们的环境和制度能让善者获利更多的时候，人性中的善意自会抑制住恶因，使我们个个看起来都像“好人”，而当我们的环境和制度更有利于恶者获利时，人性中的恶因自会抑制住善意，使我们每个人看起来都像“坏蛋”。这才是目前“经济至上、金钱至上”的中国，道德批判毫无效果的真实原因。知识分子这时应该做的显然不是道德批判，而是要寻找更深层次的原因。最起码，制度批判肯定比道德批判要管用得多。
        　　
        　　 我为什么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知识分子？因为只有知识分子才有这个实力。知识分子看似一个集体名词，但作为个体，他们却散布在各个阶层，各个地域，各个集团之中，因而最具代表性。与其他以权力、经济、地位和职业划分的团体相比，也最具发言权。他们发言，是各个阶层都在发言；而别人发言，只是代表一个团体在发言。
        　　
        　　 更重要的，以言论安身立命的知识分子，存在的前提就是思想和言论的公平公正。尽可能让自己的言论接近真理，是知识分子毕生追求的目标。一个人如果思维僵化、逻辑混乱，说话狗屁不通，作文大谬不然。你也许没办法否定他工人、农民、军人、企业家、政府官员的身份，但你很容易否定他知识分子的身份。真正的知识分子不是自封的，也不是由文凭决定的。真正的知识分子是由千千万万的读者裁定的。如果你接二连三，不顾事实真相，胡说八道，常常与真理背道而驰，那么你知识分子的身份会被越来越多的人否定，最后你也就不可能以知识分子的面貌安身立命。
        　　 所以，就算是唯利是图、道德败坏的知识分子，在公共场合，他也会尽可能地使自己的言论公平公正，以达到服众的目的。
        　　
        　　 所以，就算是道德品质经不起推敲的知识分子，我们也要尽可能地团结他。我们要的是他公平公正的言论和他的影响力，而不是他恶劣的品质。知识分子的权威主要是由他的言论树立的。我们与他的辩论只要止于观点的对错是非就可以了。想要以观点推出道德品质谁高谁低，进而将一个人清除出知识分子的队伍，那几乎是不可能的。要知道，无论我们把道德的笔墨官司打得多惨烈，知识分子内部都没有清理“门户”的能力，能将他清除出队伍的，只能是他的粉丝。只有当他的粉丝越来越少，少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时，他也就不算什么知识分子了。这时他说什么，也就没那么重要。
        　　
        　　 只有去伪存真，让无数公平公正、与真理接近的言论汇聚在一起，我们才有可能达成共识，并由此制定出互相牵制的社会规则。这种规则一旦生效，反过来不但可以制约道德败坏的知识分子，也可以制约千千万万的民众。我们的美好道德从何处而来？就从良性的社会规则和制度中来。
        　　
        　　 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政府、民众和知识分子颇有点“三权分立”的味道。政府施政，民众服从。知识分子引领民众监督政府的施政方针和施政行为。知识分子的身份则由民众决定。知识分子探寻真相和真理的脚步迈得越坚决，民众的人文素质就会越高，民族的文明体系就越完善，政府的施政方针也就越正确。可惜的是，千百年来，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知识分子，一直在道德的领域辩论不休，他们的言行几乎都是协助统治阶级使社会达成某种平衡。而这种平衡往往是以牺牲真相和真理、以民众的绝对服从为手段的“刚性平衡”，是极容易折断和打破的。他们从没想到，要依靠自己的清醒，带领民众走向求真求实的道路，从而迫使统治阶层制定出一种多方都能接受的制度，使社会达成一种极难断裂的“韧性平衡”。这正是我看重知识分子最本质的原因！
        　　
        　　 说到底，中国之所以闹到今天这个让大家都失望的局面，知识分子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！最本质的原因是知识分子离道德太“近”，离真理太远！而知识分子离真理越远，在民众中的影响力就越弱，民族文明的生态圈就越不健康，占有资源的当权者就越会由着自己的性子来。如果从追求真理的角度来看，几千来中国简直就没有知识分子，包括惟皇意为尊的屈原在内，都不算什么知识分子。
        　　
        　　 先有好的制度，才有好的社会和人心。而好的制度不是从天上掉下来！就算能从西方的天下掉下来，我们民族现有的“肠胃”也消化不了。还得要我们的知识分子先领个头，带领民众向真理的大道迈进！只要我们民族走的是真理的道路，而不是别的什么道。那么走着走着，好的制度自然就会来；那么走着走着，“花”自然就开了。“在春潮冲涮过的地方，如今到处是鲜花的洪流！”这是我新近读到的一句话。我相信，会有那么一天，这种盛况将出现在我们的国度！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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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　　 无效的“道德死刑”
        　　 谢宗玉
        　　
        　　 中国目前，道德大滑坡已成不争之事实。如果哪个官员敢宣称自己非常清白，那上帝都会冷笑；如果哪扇窗户敢不焊防盗钢条，那定然是个厕所。正因为我们社会中的道德因子是如此稀薄，所以打道德的口水仗已成了如今最时髦的事儿。就像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热血青年爱穿军装，三十年代的上海女人爱穿旗袍，现如今你如果没有在主席台上、电脑屏前、餐宴桌边批判过他人的道德，那你显然就OUT了。
        　　 我代表政府宣判你是阴谋家、别有用心的捣蛋分子、影响和谐的不安定因素！
        　　 我代表穷人宣判你是吸血鬼、笑里藏刀的恶棍，见利忘义的大坏蛋！
        　　 我代表富人宣判你是白痴、智商和情商都特低的懒鬼、蒙扒骗抢无恶不作的小人！
        　　 我代表读者宣判你是伪君子、不知羞耻的文抄公、谄媚权贵的代言人！
        　　 我代表无知少女宣判你是流氓、始乱终弃的登徒子、专拿女人作交易的投机钻营分子！
        　　 我代表人民宣判你是黑社会、民怨沸腾的制造者、一无是处的统治者！
        　　 ……
        　　 最后，我们只有让上帝代表它自己宣判中华民族的“道德死刑”。
        　　 我们的道德或许真可判死刑，但我们的灵魂和肉体似乎并没受什么影响，仍然像只在污泥里快乐地打着滚的脏猪。假使上帝真宣判过我们道德死刑，那它肯定会疑惑不解：为什么被判道德死刑的人几乎没有一个被整垮、甚至被唬住？反而很多人借道德的恶名比以前飞黄腾达得更厉害了呢？
        　　
        　　 很显然，在目前的中国，所有的“道德死刑”都是无效的！对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毫无作用可言！既然这样，这么我们这么批来批去，有意思吗？所以在这里，我恳请知识分子带个头，收起道德的投枪和匕首，去做点别的什么事情。事实证明，现在的中国绝不是哪一个阶层，哪一个集团的道德出了问题，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道德都有问题。现在的中国，也不仅仅只是道德的问题，更是制度的问题。从向社会主义的快速推进，到以阶级斗争为纲，再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，我们的政府在每个历史阶段往往都是抓住一点，不论其余。正是这种幼稚的实政方式，成了绞杀民众道德的最大机器！
        　　
        　　 伟大的导演冯提尔曾在电影《狗镇》中清清楚楚演示过人性的变化过程。人性就是一张随时变化的PH试纸，在不同的环境和制度下，会呈现不同程度的善恶。尽管目前我们社会，罪恶层出不穷，但远没到恶贯满盈的时候。人性中恶的成分虽然大大增加，但人性中的善因并没完全泯灭，只要有适当的环境，只要有合理的制度，人性中的善因仍会战胜人性中的恶态。
        　　
        　　 所以，当前的知识分子，真不必忙着去宣判谁的道德死刑。既然人性中的善恶就像一块银元的A面和B面，那么拿自己的A面去批判人家的B家，会有效果吗？人家同样可以拿他的A面批判你的B面！除非你的人性中只有绝对的善意，而没有一点恶因。就像一块银元只有A面，而没B面一样。但这可能吗？
        　　 即令在现有的环境下，你的人性呈现给世人的只有善意，你也没办法保证身处对方的环境时，你人性中的恶因不会死灰复燃！
        　　
        　　 何况，改变形而上的道德，不是依靠形而上的批判，而是依靠形而下的物质。当我们的环境和制度能让善者获利更多的时候，人性中的善意自会抑制住恶因，使我们个个看起来都像“好人”，而当我们的环境和制度更有利于恶者获利时，人性中的恶因自会抑制住善意，使我们每个人看起来都像“坏蛋”。这才是目前“经济至上、金钱至上”的中国，道德批判毫无效果的真实原因。知识分子这时应该做的显然不是道德批判，而是要寻找更深层次的原因。最起码，制度批判肯定比道德批判要管用得多。
        　　
        　　 我为什么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知识分子？因为只有知识分子才有这个实力。知识分子看似一个集体名词，但作为个体，他们却散布在各个阶层，各个地域，各个集团之中，因而最具代表性。与其他以权力、经济、地位和职业划分的团体相比，也最具发言权。他们发言，是各个阶层都在发言；而别人发言，只是代表一个团体在发言。
        　　
        　　 更重要的，以言论安身立命的知识分子，存在的前提就是思想和言论的公平公正。尽可能让自己的言论接近真理，是知识分子毕生追求的目标。一个人如果思维僵化、逻辑混乱，说话狗屁不通，作文大谬不然。你也许没办法否定他工人、农民、军人、企业家、政府官员的身份，但你很容易否定他知识分子的身份。真正的知识分子不是自封的，也不是由文凭决定的。真正的知识分子是由千千万万的读者裁定的。如果你接二连三，不顾事实真相，胡说八道，常常与真理背道而驰，那么你知识分子的身份会被越来越多的人否定，最后你也就不可能以知识分子的面貌安身立命。
        　　 所以，就算是唯利是图、道德败坏的知识分子，在公共场合，他也会尽可能地使自己的言论公平公正，以达到服众的目的。
        　　
        　　 所以，就算是道德品质经不起推敲的知识分子，我们也要尽可能地团结他。我们要的是他公平公正的言论和他的影响力，而不是他恶劣的品质。知识分子的权威主要是由他的言论树立的。我们与他的辩论只要止于观点的对错是非就可以了。想要以观点推出道德品质谁高谁低，进而将一个人清除出知识分子的队伍，那几乎是不可能的。要知道，无论我们把道德的笔墨官司打得多惨烈，知识分子内部都没有清理“门户”的能力，能将他清除出队伍的，只能是他的粉丝。只有当他的粉丝越来越少，少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时，他也就不算什么知识分子了。这时他说什么，也就没那么重要。
        　　
        　　 只有去伪存真，让无数公平公正、与真理接近的言论汇聚在一起，我们才有可能达成共识，并由此制定出互相牵制的社会规则。这种规则一旦生效，反过来不但可以制约道德败坏的知识分子，也可以制约千千万万的民众。我们的美好道德从何处而来？就从良性的社会规则和制度中来。
        　　
        　　 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政府、民众和知识分子颇有点“三权分立”的味道。政府施政，民众服从。知识分子引领民众监督政府的施政方针和施政行为。知识分子的身份则由民众决定。知识分子探寻真相和真理的脚步迈得越坚决，民众的人文素质就会越高，民族的文明体系就越完善，政府的施政方针也就越正确。可惜的是，千百年来，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知识分子，一直在道德的领域辩论不休，他们的言行几乎都是协助统治阶级使社会达成某种平衡。而这种平衡往往是以牺牲真相和真理、以民众的绝对服从为手段的“刚性平衡”，是极容易折断和打破的。他们从没想到，要依靠自己的清醒，带领民众走向求真求实的道路，从而迫使统治阶层制定出一种多方都能接受的制度，使社会达成一种极难断裂的“韧性平衡”。这正是我看重知识分子最本质的原因！
        　　
        　　 说到底，中国之所以闹到今天这个让大家都失望的局面，知识分子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！最本质的原因是知识分子离道德太“近”，离真理太远！而知识分子离真理越远，在民众中的影响力就越弱，民族文明的生态圈就越不健康，占有资源的当权者就越会由着自己的性子来。如果从追求真理的角度来看，几千来中国简直就没有知识分子，包括惟皇意为尊的屈原在内，都不算什么知识分子。
        　　
        　　 先有好的制度，才有好的社会和人心。而好的制度不是从天上掉下来！就算能从西方的天下掉下来，我们民族现有的“肠胃”也消化不了。还得要我们的知识分子先领个头，带领民众向真理的大道迈进！只要我们民族走的是真理的道路，而不是别的什么道。那么走着走着，好的制度自然就会来；那么走着走着，“花”自然就开了。“在春潮冲涮过的地方，如今到处是鲜花的洪流！”这是我新近读到的一句话。我相信，会有那么一天，这种盛况将出现在我们的国度！